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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台州小伙借法拉利接新娘却追尾宝马，维修费上百万！称是新手司机）

据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消息，11月1日下午，台州玉环市楚门镇一名小伙子开着一辆五百多万的法拉利，前一秒轰了下油门，后一秒就追尾了宝马车，损失估价高达100多万，法拉利还是借来接新娘用的。

当天下午2点左右，玉环楚门交警中队接到路人报警，在楚门湖滨路某店前两车撞了，损失还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是两辆豪车间的“较量”。

从监控中，王女士驾驶红色宝马轿车沿着湖滨路自南往北方向行驶，詹某驾驶的法拉利紧随其后。在途经事故路段时，王女士减速欲靠边停车，突然间，法拉利的车子突然加速，在宝马车的车屁股上狠狠撞了一下，瞬间将宝马弹射向停车位，并撞倒了路边的灯柱，压到了停在旁边的奇瑞轿车。

宝马轿车驾驶员王女士心有余悸的说：“当时打着转向灯准备靠边停车，瞬间，车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往前推了一把，车子瞬间失控。”好在王女士反应比较快，当即踩了刹车制停，而且当时系了安全带，所以人没事。在跟交警讲述时，王女士舌头还在打颤，看来确实吓得不轻。

交警从法拉利轿车驾驶员詹某那了解到，他今年20岁，于2019年2月14日初领了C1驾驶证，目前还在实习期。因为朋友明天结婚，所以刚借了这辆法拉利，原本是想搞点排场，结果没想到新娘还没坐上，车子竟然被他撞了。“因为我是新手驾驶员，加上车子借的，车况和操控也不熟悉，所以出现了突然加速的情况。”

后经维修店鉴定此次事故造成法拉利轿车损失近百万，宝马轿车和奇瑞轿车及灯柱损失3万多。但因为是在同车道行驶时，詹某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詹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采写：南都记者 嵇石

（原标题：寻子到中年：这么近，那么远）

像是从梦中惊醒，申军良倚在黑椅中的身体猛地绷直。一扭头，原本落在窗外的目光对上我的眼睛。

“诶，五点了吗？现在。”他问。9月末，他用光了今年第五次寻找大儿子申聪的费用，从广东河源的紫金县回到山东济南。第六次出发的钱还没借到，他只好在出租房中回复线索、接受采访，一坐就是半天。

4点56分。12岁的小儿子申家和已经放学近半小时。他噌一下弹起来，似无头苍蝇般原地打转，抄起电瓶车钥匙出门前，还愣了几秒。

车一路逆行，他的余光不停往人行道上扫。迎面碰上从学校方向开来的公交车，他赶紧冲过黄灯，停在公交站台，伸长脖子直往车里瞅。沿路、学校门口、教室，都没有孩子的踪影。穿着薄外套打哆嗦时，他安慰自己，申家和又不像申聪被拐时那么小，应该不会出事。

32分钟后，申家和回到家。他经常这样，父亲忘记或者没人接他，他就独自坐公交车回来。听我说父亲寻他，他还有些惊讶。闻讯，申军良赶回家，到儿子房里过问两句，又坐回那把黑椅。

28岁到42岁，申军良查到人贩真名，等到人贩落网，现在还拿到买卖中间人“梅姨”的最新画像，仍然没能找到被拐走的儿子。除了继续笃信申聪很快就能找到，他仿佛没了别的选择。

申军良翻看行李箱中的寻人启事。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入室抢子

2005年1月4日，申聪在家里被人抢了。

这天，申军良7点20分醒来。日光透过窗帘进入他广州增城的出租屋，他莫名有股要出事的心慌感。身边，怀孕4个月的妻子于晓莉和11个月大的儿子申聪还在酣睡。

八年前，申军良一心想赚钱，独自从家乡河南周口南下打工。

他打小就爱先人一步，语文书刚发下来就要背完第一课。打工也一样，别人按部就班，他偏要提前完成。从物料收发的普通员工做起，一路到每月底薪5000的注塑部门负责人，管着数千号工人、99台注塑机器，他感觉自己乘上一列快车。

他套完蓝色工作服，把出租屋球形门锁的按钮从里按好，再关门反锁。出门10分钟，他就能走到工作的电子玩具制作工厂。

10点42分，妻子打来的电话一响，申军良就知道出事了。

“快回来，申聪被抢走了。”她声音嘶哑，听起来像被人掐着脖子。申军良僵在会议室门口，直愣愣重复妻子的话，喊“我儿子被抢走了”。

同事围过来，七嘴八舌出谋划策。他一句也没听进去，拨开面前的人，拔腿往公司外头奔。同事开着公司的车，载上他就往广州增城中心的方向开。

玻璃作响，风呼啦啦灌进耳朵，申军良脑袋一片空白，在商务七座车的中排如坐针毡。他一下扒着左边车窗探出头，一下又换到右边座位，瞪大眼睛找有没有抱着孩子的人。

十几分钟开了30公里。想着人贩子速度应该没那么快，他们又调头返回。

还没到家，申军良远远看见妻子穿着单薄外褂，失魂落魄地站在离家20米的派出所门口。不单头发乱糟糟的，她的左脸、左眼、左耳都红肿了，边哭边哑着嗓子回答民警的问话。

“你们干嘛啊，说东说西的，别问了，赶快追吧。”这不耽误时间嘛，申军良一时气急。

听了他的话，3名民警带着妻子上了一辆空车，说坐不下了，没让他上车。他只好蹲在派出所门口的马路牙子边，跟同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几分钟后，民警和妻子回来了，说往另一个方向追了两公里，一无所获。

妻子继续跟民警回忆这场“袭击”：她在厨房准备午饭时，一个人从后面抱住了她。紧接着，她被塑料袋罩住了头，透明胶带封住了嘴、缠住了脖子，手也被反绑。一股又熏又呛的药酒味袭来，她睁不开眼、说不出话，只听见申聪的哭声越来越远。

儿子从被窝里被抢走会不会感冒，晚上睡不着有没有人安抚他，申军良的心揪起来。小人儿咧开嘴的笑脸老在他眼前晃。不知过了多久，他又想起儿子哭得青筋凸起的模样。

申聪是他第一个孩子，承载了他最多期望。他把妻子送回农村待产时，放童歌的DVD和母婴用品装了七八个包，把父亲三轮车的车斗塞得满满当当。

妻儿回到增城之后，他几乎推掉了所有应酬，每天就想着回家带儿子玩。儿子喜欢后背贴着他的前胸，由他托着屁股，两条莲藕般的腿往前蹬。给儿子讲老牛过河的故事，他会趴在地上学牛“哞哞”叫，逗得儿子直乐。儿子左眼眼角处的小孔、脚趾上绿豆般的青色胎记、大腿上椭圆形的红色胎记，屁股上花生米大小的朱红胎记，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申聪被拐时近照。申军良供图

申聪被抢前，妻子怀孕呕吐，没力气带儿子玩，申军良就时常把儿子放在门口的学步车里。儿子看见下班后的他还会嚎啕大哭，口水和眼泪洇湿了他肩膀处的衣服。想孩子想得难受，他让妻子检讨，是她给了人贩可乘之机。

妻子哭着没说话，他又心软了：别人把她绑起来硬抢走了，她没一点办法，也是受害者，可恨的是人贩子。埋怨也没用，得赶紧把人找回来。

奋力寻子

申军良以为靠自己死磕几天，孩子就能被找回来。

第一天，申军良找到一个目击者，确定是男邻居“斜眼”和他妻子带人抢的孩子。第二天，他给一个管监控的男人跪下。附近桥头的监控录像里，有个女人用花毛毯包着一个东西，坐私人摩托车走了。十几天后，隔壁工厂的人辗转帮他问到“斜眼”的真名——周容平。

周容平夫妇是一人包一辆摩的逃跑的，民警告诉他，毛毯里不是申聪。周容平也没回老家，民警去排查了。

走在路上，看到抱着小孩的人，申军良会快跑几步凑近瞟一眼那孩子，然后在别人提防或警告的眼神里走开。

晚上，他潜进增城的居民楼，听哭声。申聪的哭声和别家孩子不一样，只有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分辨出。有的孩子哭得不响，他就走上楼听。凌晨两三点，一记哭声响起，他一听又不是申聪，默默掉泪。

申聪被抢后，妻子不敢回家，借住在同事家，每天不是哭就是坐着发呆。他让村里人帮忙占卜申聪的运势，却没想走漏了风声，父母第二天就知道长孙丢了。父亲农活也不顾了，隔天天不亮就出发来增城。

申聪刚丢那个星期，增城老下雨，父亲坚持要蹲在派出所门口的草坪上，衣服老是被雨飘湿。父亲说，“别孩子找回来了，警察一下子又找不到我们人。”

两三个月后，申军良辞了工作，把父亲和怀孕的妻子遣回老家。顺着打听到的消息，他不停地奔赴广州、东莞，珠海、深圳。他到哪，哪里的街道上就贴满了寻人启事。

在深圳那天，他过了一个桥，正沿着马路走。四个小青年围住他，刀尖抵着他的肚子，把他逼到草坪边缘，直至后背贴墙。

“我找孩子的。”申军良说。

“没别的意思，我们只是借你电话用一下。”一个带头青年口气很轻松。

“寻人启事上都是这个号码，把我电话拿走了，我找孩子就没办法了。”他说。

“我们只用一天。”高高瘦瘦的青年又说。

刀眼看就要扎进肉里，他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对方顺着手机瞄到了他的浪琴手表和金戒指。褪下了这两样后，那些人又拿走了他600元现金，留了200给他作回增城的车费，飞快跑掉了。

申军良抱着膝盖靠墙，放声大哭。

他从来不知道当着别人哭有什么意义，让人同情吗？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他一滴泪也流不出，无论多少次，他身体总是僵着的。

那天，他实在憋不住了，觉得自己太委屈、太无辜了。上天怎么能那么不公平，孩子没找着，手机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抢了。一个人怎么能那么渺小无力。

人来人往的深圳街头，他蜷在那哭了十几分钟。哭完了又拍拍寻人启事上的灰，继续发给行人。

申聪被拐后，有人说“聪”谐音“冲”，两滴水把孩子冲出了家。他一想也是，接下来的孩子取名得更讲究。

2006年二儿子出生时，他在广东寻子，想着这个孩子一定得扎根家里，于是给二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取名申家跃、申家和。

妻子回老家后，被诊断出急性应激性障碍，逐渐出现幻觉、妄想。第二年，妻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症状时轻时重。申军良听家里人说，妻子经常坐在里屋抠手指头，有时用脏话骂人，咒母亲“该死不死”，甚至会动手打人。

他暗暗羡慕妻子。得了病，想骂谁就骂，心里的垃圾通通可以倒出来。而他只能压着自己的火，听完母亲的哭诉，再继续出门发寻人启事。

二十万的悬赏金额下，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线索提供者占一半，剩下一半是骗子。一次他转了2000给一个骗子，还买了火车票去了成都。小数额也有，不过他记不清了。

“爸爸，我就是申聪”，曾有人在网上给他留言。

还没聊几句，“申聪”发来一句：爸我没钱了，你可不可以给我转点钱。

他自我安慰，有人来骗，证明寻人启事没白贴。

无望暂缓

2008年春节，申军良从广东回到老家。一进厅，他就习惯性走向堂屋里高条凳。凳子背后，是一幅长一米五、 宽一米的仙鹤迎送图，母亲总喜欢在画框和玻璃的缝隙处插上全家福。他向前一步，申聪的出生照和满月照就朝他靠近一步。走到一半，他把头扭到一边，蹲下哭了。

母亲和妻子也跟着哭。60多岁的父亲低着头，抄起一个纸箱，默默把申聪的出生照、满月照悉数收走，申聪去广州前在家里的小玩具、故事书也是在那时装起来的。

那天晚饭后，申军良陷入明年是走在路上还是回归家庭的纠结中。他坐在里屋，想起童年的一件往事。

那年，他还不到十岁。一个盛夏中午，太阳毒辣辣的，父亲背着农药桶去了地里。回来时，父亲蹲在家门口，像是农药中毒了，口水顺着嘴角流到地上，皮肤被晒得黑红。

喝凉白开就行，爷爷说。但父亲灌了许多水也不见好。

吃完晚饭，申军良到爷爷藏钱的葫芦里抓了两三块钱，一个人去了邻村药铺。挽起裤脚，撑起伞，还是小孩的他走在雨夜里。村里的路比较好走，可以借着每户人家从屋内透出的光亮。村与村之间的那条小道，只能摸黑趟过去。

他守着父亲把药吃下。他想不通为什么父亲干活不能避开酷热的中午。父亲告诉他，农活是干不完的，多辛苦一点，才能多收入一点。

可这4年广东该找的地方找遍了，怎么父亲所说的努力还是换不回申聪回家？老家的半亩地皮、近乎全新的联合收割机卖了12万6，全被花光了。他9万多的存款不剩分毫，身上还压着20多万的外债。

过完春节，申军良带着全家前往济南，在表哥的工厂里做货车司机。送货一趟连着一趟，在工厂宿舍里睡个囫囵觉，他第二天又得去外地，一个月基本在家一两天。

广东号码月租太贵，他办了个济南的号，印刷在新版悬赏十万的寻人启事上。旧号码他也不敢注销掉，哪个号码收到线索，他就去表哥那支1万元，跑去广东。找周容平老乡、去基层派出所打听、贴寻人启事，钱花得差不多了，他再回济南。

2012年开始，送货不忙，他一个月能在家十天。“一直盯着，好，哪里有缝隙可以钻，咱们就可以去想办法。”就算不走在路上，他也每天抱着手机，跟线索提供者、警方、媒体聊，不敢松懈。

两个儿子他扔给父母去管。两孩子也不黏着他，走路都跟他保持距离。偶尔过问他们的学习，精神分裂症还没痊愈的妻子还会炸毛，说“你管过他多少，现在管他干嘛”。

他说服自己——俩孩子起码是在亲人身边，爷爷奶奶照看着，他也没听说过他们受过什么欺负。申聪呢，他寄人篱下，会不会得到足够的爱？

曙光与深渊

最接近问题答案的时候是2015年到2016年。

2015年秋天，他通过微博联系上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一开始对方还不相信知道人贩真名会十年找不到孩子。核实后，陈士渠告诉他，已经部署。

想着人贩快要落网，他按捺不住，9月就去了广州。警方让他指认孩子被抢的房间号，还要补充口供，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兴奋劲里。警方说想要一窝端起整个人贩组织，他带着好消息回家过了个春节。

2016年3月5日11点56分，他准确记得。妹妹在厨房做面条，他正揣着手机从房间走向客厅，一条来自志愿者的信息称“抢你孩子的人贩子已经落网”。他马上喊住妹妹，说申聪马上回来。妹妹也高兴地直掉眼泪。

两人饭都没吃就去超市，给申聪买内衣、书包、写字桌；五箱白酒、三条玉溪烟用来请客吃饭；还有锦旗，他甚至请教了一位民警写抬头的门道。对方发给他一个具体科室的名称，这让他更加确信案子接近尾声、申聪马上就能回家。

他高兴坏了，想着怎么把孩子带回来。火车太累，飞机太贵，还是汽车好，饿了困了就下高速找个地方吃饭睡觉。如果孩子的养父养母追着不放人，车一加速，一下子断得干干净净。

得找辆快点的车，他特意让表哥找朋友借了一辆别克。来回四千多公里，先给车做个保养，到加油站把加油枪一提再提，直到油要溢出口子。

手机被他放在家里信号最好的地方，别人打电话说不了两句他就要挂，生怕错过什么。

一天，一周，十天。停在楼下的车始终没有出发。开走就怕耽搁时间长还不上别人，还回去又怕突然来消息。他又拖了几天，还是把车还了回去，自己买了去广州的票。

10月19日第一次开庭，申聪还没踪影。他情绪激动地拍桌子，浑身发抖，对面的人贩子都低着头。公诉机关指控，儿子被抢那天，周容平与妻子陈寿碧在楼下放风，杨朝平、刘正洪闯进家里，将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

有刀就好了，申军良恶狠狠地想，一人扎一刀。可张维平不能死，只有他见过买卖中间人和买家，他死了谁来指认。张维平交代，申聪卖给了增城本地一个阿姨，那个阿姨经常去湘江路富鹏麻将馆玩。

申军良追去了湘江路，用寻人启事“洗街”。遇上卫生检查，白天环卫工人跟在他屁股后头铲，他就等他们下班后熬夜贴。

他不会说粤语，跟本地人也不熟。一天上午，他瞄准了湘江路一个擦鞋匠。擦了二十多年鞋，家长里短的事情他肯定清楚。申军良坐过去，边擦鞋边讲自己找孩子的苦楚。别人付三五块，他临走时给了二十。下午再去，擦鞋匠给他列出买过孩子的家庭，告诉他各家情由。他掏出本子一个个记下。

可是，他和警方一户户比对，发现没有一个吻合张维平的描述。那时他陷入无边的绝望，又不敢跟家人坦承，自己“不想活了，很累”。可是思来想去，他不愿放弃。

申军良越来越怀疑张维平没说真话。可为什么撒谎？是不是把申聪弄残了不敢说？是不是孩子没有了？还会有更恐怖的事情让张维平必须撒谎吗？

他不停地请求警方再次审讯张维平。

2017年6月左右，张维平交代了新的“事实”。他称，2003年至2005年，自己拐卖了9个小孩。除了申聪，其他孩子都是他作为出租屋邻居趁其家长不备带走的，通过一个叫做“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包括申聪在内，8名男童都被卖到河源市紫金县。

申军良把申聪小时候的照片、13岁模拟画像和“梅姨”的模拟画像做了彩印。他注明，“梅姨”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2017年末，申军良举着之前的寻人启事。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不同选择

申军良在2017年11月的开庭审理上见到了其他家长。

湖南郴州的邓自和夫妇卖米粉为生，他们被拐走的儿子邓云峰在家排行老二，其他三个孩子还在读书。湖南永州人李树全在广州工地上工作，妻子在老家养育两个儿子。江西人钟丁酉在老家搞建筑，也在照顾家中小孩。杨佳鑫的父亲杨江，2008年10月，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跳车身亡。杨佳鑫母亲改嫁，来参加开庭的只有孩子的大伯。

和申军良不同的是，这些家庭一开始不知道人贩真名，寻子毫无方向。渐渐地，他们一个个回到老家，生下老二或老三，极少走在寻子路上。

2004年，儿子邓云峰被张维平拐走时，邓自和在火车站当卸货工，一个月工资最多两千，有时才八九百块钱。

妻子邓叔环炒个青菜的时间，坐在门口吃甘蔗的儿子被邻居带走。他从队长那听到消息赶回家。他去广州火车站，央求门卫晚上把自己锁在候车室，好白天一开门就能蹲在检查行李的地方找儿子。蹲守7天，他没洗澡，没换衣服，饿了就让外面小卖部的人帮忙泡个方便面，有汤还能省了喝水的时间。

拿着家里两三千的存款和工友借给他的九千多，他去电视台。电视台一分钟档期要540元，他买了三次，播放自己寻子的录像。

寻人启事他也发，生活费之外，他匀出一千元打印了2000份。老板问他排版，他说不懂，问他儿子的特征，他憋了半天才说“头顶有两个转，左手断掌”。他没有手机，留了姐夫的电话。

一个月后，寻人启事发完了，钱也花完了。

借不到钱。他家五兄弟两姐妹，每个人家里都有差不多三个小孩，那时候老家没有零工打，大家都没钱。他把妻子和四个月的二儿子送回了老家，自己又回去工作。

邓自和除了去警察那问问，就只能祈祷电视剧桥段发生：两人推着卖爆米花的小车走在路上，迎面碰上失散多年的儿子。

邓自和这样相信着，走上广州街头瞎转悠，看着来往行人的长相。没钱印刷，他就把寻人启事伸到别人面前，在别人伸手接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地缩回来，苦笑几声，“只有几张了”。

有人打电话提供线索。去吧，两人担心钱打水漂，不去吧，又暗暗骂自己窝囊，对不起孩子。这个线索或许是无效的呢，他们会想。

2012年，小女儿6岁时，邓自和回了老家。夫妻俩买了做米粉的机器，每天两三点起来送货去早餐摊位和零散村户，一个月赚七八千的收入供孩子读书。

邓自和夫妇合作将切好的米粉装袋。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见到申军良之前，邓自和经历了一次失望。2017年6月，警方打电话让夫妻俩赶到广州。夫妻俩倒掉了前一天做好的米粉，第二天两三点就醒来准备出发。

邓叔环晕车，到了刑警队还迷迷糊糊的，一个劲问孩子在哪里。

“暂时不提孩子。”一名警察说，这次只是辨认人贩子。忍着失望，邓叔环一眼就把发福变老的张维平认了出来。她怎么会忘呢，孩子被拐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要强制自己回忆几遍他的长相。

再一次看到张维平则是在庭审时。申军良坐在前面发言，邓自和想带着家长打张维平出气。搞掉了两次警戒线后，六七个警察轮番用眼神向他施压。

他安分了，孩子没找到，要是自己坐牢，就太不划算了。第二天，他跟着申军良一起去紫金县找孩子。

几个同案家长把孩子们的信息都印在同一张寻人启事上，一起在人流密集的广场、集市上发放，地毯式搜索紫金县的学校。

晚饭间，大伙一起喝酒。申军良举起酒杯，给大伙打气“范围已经缩小到紫金县了，大家努力，一定要找到孩子。”其他家长们也站起来，伸直胳膊，“哐”一下碰杯，饮尽杯中酒。

申军良给大伙建了一个微信群，叫“被同一伙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群体”。一周之后，这个群里只有申军良一个人在紫金县。李树全称，需要回家赚点钱，再来紫金县。邓自和也放不下家里卖米粉的生意和孩子，回了老家。

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警方初步查明，“梅姨”是重要的涉案嫌疑人。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我们不能把身边的孩子放下，不然我们亏欠的就不止是云峰。“邓叔环说，小云峰被拐前几年，她没心思赚钱、照顾孩子。有次，大女儿在学校被人骂穷鬼，带着被抓破的脸回家哭诉，说自己再也不要上学了。她登时清醒了，必须先赚钱保护身边的孩子。

她想，现实是很残酷的，要是找到之后没什么资本，孩子在养父母家过得好，不一定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也就是这年年尾，申军良第一次有回归家庭的想法。

腊月的一天，他坐在客厅回复关于申聪的消息，一抬头发现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又忘记接孩子了。他跑到小区门口，正好碰到两个儿子。小儿子的背被书包压得有些弯了，但还是不肯卸下书包给他。他一手拎一个儿子书包的手提带，帮他们往上提一提。

“爸，没事，我们两个经常走着回来。“听到二儿子的话，申军良喉咙有些发紧，鼻子有点酸。出于对两个孩子和家庭的亏欠，他放话给媒体，说要找一份工作。

线索不断，春节一过完，申军良又去了广东。2018年9月，他去紫金县黄砂村。张维平交代过，这里住着一个姓彭的老头，他曾跟“梅姨”同居几年。

拿着梅姨的画像，他在村里转了几星期，逢人就问。没人接寻人启事，也没人肯说老头住在哪一户。

他偏不信邪，在村里农舍每个拐角都贴上申聪的寻人启事，他还花了十几天，把去镇上赶集的必经之路“从头到尾全给它糊拉个遍”。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一路跟拍他去村委会、派出所，说要播出去。他终于被领到了老头面前。

他隔三差五就去老头家，“叔叔”长“叔叔”短叫着，还巴结着老头的儿媳妇，让她帮忙翻译粤语。一连三个月，他变着法地想从老头牙缝里得知一星半点的线索，可一到关键处，对方就说不记得了。

那年冬天，有人找到他，说“梅姨”在紫金县附近的和平县帮人算姻缘。一个声称见过梅姨的村民拿了他的钱，指着线人发来的照片说“是她，见到她直接抓吧”。

他感觉自己头发都要立起来，浑身的血都热滚滚的。还没到那女人的院子，他就盘算好了怎么抓人。

申军良和其他被拐孩子家属讨论寻子路线。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在申军良的计划里，寻子家长阿华用一辆破面包车载他去那女人的院子。一个本地人假装求问姻缘，多给些钱拖延时间。他站在一旁，边帮腔边用手机偷拍。另一边，一个寻子家长提前把老头堵在家里，端茶送水还给他点烟，把照片给他辨认。申军良还联系了增城警方，还没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会看到这张偷拍照。

一切如期进行。申军良和阿华盯着那女人。那女人一有逃跑的迹象，身强力壮的阿华就会把她抱起来扔进破面包车里，拉去派出所。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老头说不是“梅姨”，张维平也说不是。他一开始不信，直到警方告诉他那女人的生活轨迹无法跟“梅姨”的匹配，他才灰溜溜地放弃。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拐卖儿童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张维平、周容平被判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

申军良不满意，又开始找律师，要求重判这些人。

孤独地走向未知终点

申军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这14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找申聪，还没找到。

别人问他找孩子的进展，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先把信息晾在那里。人到中年，他没房没车，欠了50万的外债，没有娱乐活动。除了申聪，同龄人跟他没有共同话题，更玩不到一块。

人有心事戒不了烟，他一度认为。抽得最凶时，他一天能抽2包5块钱以内的烟。2016年频繁去广东寻子后，借钱越来越难，他有时还睡草坪省钱。后来，他省下烟钱买方便面，也就这样戒了。

很多人问他什么时间才能找回孩子。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有时候会怀疑那些人纯粹就是想让他早点还钱。

他想过募捐，可看到那些募款接受者不是病危就是伤残，他就关了网页。“我孩子还好好的，”他想。

弟弟有次找上门来，他以为是来要几万块欠款。他急了，直接说只要有点办法先把弟弟的钱还上。弟弟也急了，先说“你说什么啊，我不是跟你要钱”，又说起自己的不容易。

申军良让弟弟别说了，讲起申聪没有被拐之前给弟弟买了多少套衣服，还托人给他两次从香港买回来手机。弟弟满脸通红，叹口气说，当他说的是废话。

去年他回老家，却不见父亲。直到天都黑了，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吃晚饭了，父亲才湿漉漉地回到家。70多的年纪，父亲接了挖天然气管道的活。

母亲见他回家，欣喜地领他走到厨房一个小桶旁，兴高采烈说“我让你看一下我逮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没完全揭开，母亲就叫道“啊！怎么死了”，一张脸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他看到死掉的小刺猬，在农村可以卖五块钱。

母亲总是佝偻着背去地里趴着捡洒落的大豆，拿大夹子去田里逮些野鼠卖钱。隔两天，母亲又在同一个地方逮住一只刺猬，回家还开心嚷着“这个不能死了”。他却没法开心。

父亲知道他没钱，照例给他1000元。他知道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逢年过节，其他兄弟姐妹给父亲买老年用品时，父亲总说买东西不如拿钱实在。他一年年地找孩子，父亲就一年年省钱匀给他。

父母老了。父亲还在说“什么都比不上找人重要”。母亲偶尔会心疼他在外风餐露宿、孙子没人照顾，试探性问他“不行就稍微先缓缓？”

妻子也说过狠话，“不要找了，不行就”。

“谁不找都可以，我找。”他梗着脖子回复。

他不想要做一个失败的父亲、一个失败的男人。找到申聪，他才可以放下担子，给父母一个交代，再把这个瘫痪的家重新经营起来。他自信一心一意工作，一定会赚够钱还上债。

今年，“梅姨“的最新肖像照发布后，有民警直接跟他联系，要申聪的照片和各种材料，还要他点清楚左眼的小孔胎记在什么位置。

印有最新版“梅姨”画像的寻人启事。13256163988这个号码，申军良使用了多年。申军良供图

申军良跟原办案单位核实了对方的电话。他听说，警方出差越来越频繁，申聪的案子接近了尾声。

但他谁都没有告诉。

“一告诉他们，哇一阵，都起来了，万一不是呢，我父母年龄大了受不了。”他说。他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冷暖自知，也不想别人陪他悬起一颗心。

要是找不到呢？他很少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猜，别人也知道这个假设“有点残忍”。有人问起，他就用“不知道”、“不敢想”搪塞过去。

那天傍晚，申军良跟我坐在他昏暗的家。刚到济南时出租屋附近的田野已经被楼房替代，他的父母正在老家准备秋收，妻子在别人家做保洁，两个儿子一个在里屋写作业、一个饿着肚子在老师家进行课外辅导。他语调上扬地回忆青年时期的志得意满，面无表情地说起自己如今的孤独。

那个雨夜摸黑给父亲买药、摔倒又爬起的小孩，变成了三个孩子“若即若离”的父亲。“再怎么样，爬着我也要把儿子找回来。”他说。

申军良坐在家里回忆寻子经历。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原标题：加州山火“金卡德”渐弱“玛丽亚”又起）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山火“玛丽亚”截至2日燃烧3天。大风助推火势，加大扑灭难度。在加州北部，山火“金卡德”过火面积超过300平方公里，接近70%得到控制。

美联社报道，“玛丽亚”10月31日晚自洛杉矶县西北部一处山坡燃起，是加州南部最后一处大面积山火。“玛丽亚”过火面积大约40平方公里，迫使近1.1万人撤离。

“玛丽亚”蔓延迅速。文图拉县消防部门警告，东文图拉、卡马里奥和圣保拉面临威胁。

文图拉县消防主管马克·洛伦岑说，风向11月1日改变，恐怕会进一步增大“玛丽亚”过火面积，灭火更为艰难。

“玛丽亚”起火原因仍在调查。电力供应商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1日说，“玛丽亚”山火燃起前13分钟，这家企业给这一地区1.6万伏的输电线再次输电；企业将配合起火原因调查。

为防止强风刮落电线、触发火灾，加州主要电力企业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以及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多次大范围预防性断电。

每年秋冬季节吹袭加州的“圣安娜风”是山火频发主要诱因之一。“圣安娜风”获称“魔鬼风”，是出现在加州南部山谷中的季风，来自美国内陆荒漠地带，极度干燥，易引燃山火。“玛丽亚”山火发生在“圣安娜风”即将结束时段。

按照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的说法，在加州北部葡萄酒产区索诺马县，山火“金卡德”过火面积超过300平方公里，70%得到控制，越来越多撤离人员获准返回。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迄今4次在加州北部大范围预防性停电。康特拉科斯塔县消防部门认定，10月27日在旧金山湾区燃起的3场较小山火是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电力设备所致。

“金卡德”原因尚未明确。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在起火点附近的一个输电塔当时报告出现问题。

加州各地近年发生多起大范围山火，造成严重人员和财产损失。去年发生的“坎普”山火致死至少86人，毁坏1.4万座建筑物。加州消防局今年确认，“坎普”由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拥有并运营的一段输电线路引燃。

（原标题：山东高龄产妇丈夫：若被罚款将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

新京报讯 今日（11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山东枣庄六旬产女的黄维平、田新菊夫妇或将面临超生罚款。

8天前，65岁的田新菊在枣庄当地医院诞下一名5斤重的女婴，而她的另两个子女早已成年。

黄维平告诉新京报记者，有人跟他说了可能会被罚款的事，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机构或工作人员明确通知他将被罚款。11月1日，社区的工作人员曾联系过他，但没说超生罚款，而是建议他把户口从原住址迁移到现在的实际居住地，以保持户口和住址一致。

对于超生一事，黄维平认为自己和老伴已经不属于计划生育条例所规定的年龄段。他说，因为从事律师工作，他之前就知道《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相关规定。“好像是49岁以内，才属于计划生育管理的年龄范围。”

出院前，黄维平手拿桃树枝，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拍照留念。新京报记者 祖一飞 摄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修正版）并未对管理对象的年龄范围作出限制。

该条例规定，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但以下六种特殊情形经批准可以再生育子女，分别为：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有子女经依法鉴定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夫妻曾患不孕不育症，依法收养两个子女后女方又怀孕的；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或者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无共同生育子女的；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再婚夫妻各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女的；省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从规定列出的情形内容来看，只有最后一条有适用于黄维平夫妇的可能，但两人的情况是否属于“其他情形”，需相关部门作出认定。

接受媒体采访时，枣庄市卫生健康委计划生育指导与家庭发展科工作人员称，正常生育三胎的家庭按规定会受到罚款处理，对于黄维平夫妇，他们需要进行调查核实，“要掌握他们前两个孩子的信息，才能确定生三胎是否符合罚款要求。”

今日下午，新京报记者致电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称，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科室无人值班，需要等工作日再来询问。

黄维平表示，他们夫妻俩对于超生罚款的问题事先没有考虑过，因为没有想过孩子会安全降生。他认为，政府部门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实际情况，网开一面。“我们不是想违反计划生育。”

如果将来真的面临罚款，黄维平说，政府部门该罚就罚，但他会通过法律手段应对。“我是做律师的，该复议的复议，该诉讼的诉讼，我要走这个程序。”

11月1日，黄维平主动前往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为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接下来还将办理社保等其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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